今天面对众多颜色的陶瓷，我们很容易忽视古代工匠与文人最初的愿望，那些出于本能的愿望实际包含了文学、美学、哲学等诸多含义。

唐代官釉　

　　当盛唐陶瓷形成南青北白格局之时，一股潜在的势力悄然生成。陶瓷本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典型之物，出身底层，在日积月累中逐渐壮大。终于有一天，陶瓷在唐代繁荣的文化及科技的滋润下，出落得十分出息，于是它开始分野，注重物质的同时，也注重精神；官民共享，但各走一路。

　　在唐代，陶瓷作为官方认可的主要使用器皿，已由一般用具上升至高档用具，刻有“盈”字款的邢窑白瓷已是足够的证据。作为唐明皇的百宝大盈库的赏赐品，“盈”字款实际上在昭示高品质白瓷的地位；而越窑之“秘色”的记录，表明皇家独占的心态，秘而不宣，符合千百年来中国文化形成的独特神秘性。当陶瓷中的饺饺者——邢窑与越窑在唐代攀上皇家的高枝时，身份变得诡异，虽然仍为大众服务，但另一方面加紧了自身修炼，最终成为唐代陶瓷史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越与邢在唐青白对峙，促使官方在此框架下大做文章。官万之窑器更加注重青与白的表现，这就是官器之釉的开端。越窑之“秘色”，邢窑之“盈”白，其实就是唐代陶瓷科技的提炼，美学意识的飞跃，政治态度的认可；度过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唐朝催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次高峰，陶瓷作为重要的生活资料，分担了官民生存质量的一份责任，提供了生活中应有的一份便利。

“盈”字款邢窑白釉罐(唐代)

　　越窑与邢窑在青釉与白釉各节中探讨过，本文不再做探究。瓷器在唐代慢慢成熟，因而官方独享意识并不强烈。当陶瓷挤进官方高档用品的行列之时，这个标准一旦订出又被广泛接受，官窑意识就会出现。专属陶瓷为官方提供专属服务，自唐中后期始兴，至北宋初大盛。

邢窑白釉小壶(唐)

　　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文献记录唐代官方把烧制专属窑器安排到日程上来。以后世眼光看唐代可以充当官窑器的不外乎越州、邢州以及晚唐五代的定州窑。其中白釉作品邢之“盈”字款、定之“官”字款均有不少作品及残片存世，横向比较，可以明显看出这两类白瓷大大优于同期同类作品，为皇家及官府刻意服务巴不是偶然，成为必然。

邢窑白釉玉璧形底碗(唐)

　　纯粹的白釉出现之时，曾长久地挥舞大旗，横扫一切对手，使其透不过气来。唐代白釉的地位高高在上，藐视同侪。仔细一想，白釉在唐的的确确也有这个实力，其科技含量完全可以转化为社会地位。入选唐明皇的私库“百宝大盈库”不仅仅是对邢白釉的嘉奖，更深的含义是对其社会地位的肯定。

邢窑白釉壶(唐)

　　邢之白釉在唐风行至少两百年以上，唐李肇《国史补》说邢白瓷“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此书记载着唐开元至贞元(713~804年)之间的见闻，天下通用，当不是初创产品。“盈”字款白瓷便在唐玄宗时期出现，开官釉之先河。

　　晚唐至五代，邢退定进。同为白瓷，邢窑走完了不少于二百年的辉煌之路；定窑有点儿前仆后继的意思，在邢白的基础上将白瓷发扬光大。这一时期，首现在白瓷作品底部刻划“官”款，1985年，陕西省西安市北郊火烧壁村一次出土刻有“官”字款的白瓷33件，其“官”字均在施釉后未烧时刻划，清晰可见，毫无争议。此批器皿虽远不能证实为唐代宫廷所用，但也已完全区别一般民用作品，至少为官府所用，完全可以说这就是官窑作品的萌芽阶段。

白釉“官”字款莲瓣纹碗

　　随之后来的辽“官”、“新官”、宋“官”都在此基础上延续，强调“官”之身份，区别于民之窑器。而“秘色”瓷却不见刻款，只见文献。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刨根问底的文人。唐诗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极尽赞美之能事；徐夤的《贡秘色茶盏》阿谀奉承地道出“贡”瓷本质，让秘色越器与官釉沾上了边。

越窑秘色瓷八棱净水瓶(唐)


越窑秘色瓷八棱碗(唐)

越窑秘色瓷花口碗(唐)

　　秘色之青釉的提炼，无意中成为邢定白釉的劲敌；青釉历史虽长，但入唐以来不敌异军突起的白釉，道理其一是白釉代表当时的先进生产力，其二是唐的政治中心一直坚守在北方，南方在北方眼中有蛮荒之嫌。秘色青釉暗自提高，自我刻苦修炼，以“贡”之方法大举占领皇家领地，潜移默化，最终让宋之官釉效仿了青釉系统，在青釉漫长的发展大业中，宋官釉踏上了几乎没可能踏上的天阶。

越窑秘色瓷葵口盘(唐)


苏州博物馆“镇馆之宝”越窑青瓷莲花碗

　　法门寺地宫偶然出土的秘色瓷，于唐咸通十五年(874年)封闭地宫后从未搅扰。明确无误的《衣物账》将秘色的千年之谜瞬间解开。法门寺地宫的越窑秘色青瓷不仅仅是皇家瓷器之代表，更重要的是千年秘色之标准，让世人有机会以此光标准看待早年或来年出土的越器。唐朝皇帝将16件秘色青瓷埋入地宫，目的仅是供奉佛祖释逝牟尼真身舍利所用，这显然是对秘色贡瓷身份的认可。这有意无意之举，将秘色青釉抬高，成为后世摹仿的发端。

宋代官釉

描绘北宋汴京繁荣景象的《清明上河图》局部

描绘北宋宫廷宴会的《文会图》局部

定窑划花花卉纹碗(北宋)

　　北宋汴梁的歌舞升平在《清明上河图》中随处可见。对艺术有着执著偏好的宋徽宗兴趣广泛。没有迹象表明他的前任皇帝时已有官窑出现，在徽宗之前，使用定州白瓷理所当然。定窑白瓷“官”字款绝大部分出土于五代及北宋前期墓葬，这与文献记载时间也十分吻合。以北宋徽宗时期为界，前未见官窑青瓷记载，著名学者苏拭、邵伯温等文字仅限定窑；宋室南渡之后，方见叶寘有北宋官窑记录，并留下千年被误读之句“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叶寘明确指出：“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日官窑。”

《听琴图》局部(赵佶)


徽宗赵佶自创的“瘦金体”书法

　　结合事物与文献，清晰可见宋官釉由白向青至北宋徽宗时期突变，原因并不复杂，徽宗皇帝个人好恶使然。宋徽宗赵佶耳朵根子很软，大奸臣蔡京和道士们设法让他信奉道教，徽宗皇帝也的确是顺着这条道路走的，笃信道教，崇尚青色，因此徽宗开始嫌弃定窑白瓷，刺目而不堪用。

　　官窑在徽宗执政的鼎盛之时政和年间应运而生，推测规模不算很大，以烧制青釉为主，与以往所不用的是，此青釉不追求青，追求灰蓝色调，沉稳冷静，不拘一格，称之官釉。

　　北宋官窑实物未见明确纪年出土，传世品多为明清宫廷旧藏，过去对宋官窑中北南宋之分尚无标准，为保险起见，各类书籍中将宋官窑要么标宋，要么标南宋，罕有标北宋者。从理论上讲，北宋当有官窑烧制，原因有三：一宋徽宗本人的热衷与追求；二南宋文献记载、；三有汝窑佐证；这三点已足以证明北宋官窑的存在，但究竟哪类官窑为北宋之作呢？

官窑穿带瓶(北宋)

　　南宋都城杭州乌龟山郊坛下窑址，风凰山老虎洞窑址，两处窑址在20世纪一首一尾被偶然发现，幸运提供了解决这一难题的思路。这两处窑址出土的残片与残器数量惊人，公私收藏均丰富。其中老虎洞窑址修复器基本可以反映南宋官窑面貌，让宋官窑面目越发清晰。例如：大鹅颈瓶、梅瓶、纸糙瓶、蹲式炉、洗等等，其造型多为宋官窑系统典型造型，其成熟之状显然有本可依，而非新创。

郊坛下官窑遗址出土的簋式炉(南宋)

　　对照传世官窑，确有差异存在。传世官窑中有胎厚重、釉乳浊、色灰蓝之作，与老虎洞官窑的胎薄、釉玻璃质、色青者并无共同之处，甚至有的连造型都不相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英国大维德基金会，台北故宫以及江苏扬州文物商店旧藏之官窑琼式瓶，外万内圆，尺寸差距不大，釉色多为灰蓝，乳浊而不透明。尤其是造型，工艺手法拙朴，看似方而非方，先做圆桶状，后另粘合四个三角形，构成万瓶印象。这类踪式瓶在南宋官窑遗址出土中未见类似者，而南宋龙泉琮式瓶则是外方内方，另一副天地。

官窑琮式瓶(北宋)

官窑琮式瓶(南宋)

　　以此瓶为例，我们似乎可以将北南宋官窑细分。胎：北宋厚重，南宋轻薄一些；釉：北宋乳浊不透，南宋透而玻璃感强；色：北宋强调灰蓝基调，南宋则以天青为主；再有就是造型的时兴与淘汰，工艺手法的进步等等……按照这个思路，故宫博物院藏官窑圆洗似乎可以划为北宋。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官窑圆洗(宋)

　　虽然有关北宋官窑存在的文献不多，虽然北宋官窑窑址至今尚未发现，但历史遗存可以证明北宋官窑的存在。否则南宋人叶寘的记载“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窑器，名内窑”就说不通了，南宋官窑的刻意追求也就显得勉强。

修内司官窑簋式炉(南宋)

　　北宋官窑的存在为后世树立了标杆，其中重要的是釉色。在此之前，青釉之色极为随意，无论是唐五代之越窑，还是北宋之耀州、龙泉，都呈现一种自由的表达意愿，都尽可能地展现地域文化的影响，而北宋官窑的出现，将其釉色推至哲学高度，传达道教思想，定立美学规范，最终变成跨地域文化的皇家经典。

官窑出戟尊(南宋)

　　汝窑的名气如雷贯耳，南宋人周煇已发出“近尤难得”的感叹，可见其地位与稀有。汝窑作为北宋宫廷御用瓷器已是定论，它应先于官窑存在大约二三十年，应在北宋神宗至徽宗时既汝窑的出现，显然是皇帝的好恶使然，使了上百年的定州白瓷腻了，腻了就显刺目，不再让人喜欢。皇帝就有这个好处，不喜欢就命令另烧它色瓷器，当时的河南河北的窑场大部分会烧青瓷，按叶寘的话，“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只不过“汝窑为魁”。

汝窑三足奁(北宋)

　　汝窑为魁就决定了汝窑的命运，官运亨通。优品供御，次品上市，直接反映了汝窑的性质，尚不能算专门为皇家烧造的官窑。尽管这些年有“汝官窑”之说，不过仍是沿袭官窑思路，刻意提高汝窑出身而已。

汝窑天青釉无纹水仙盆(北宋)

　　尽管汝窑的出身非皇家血统，与官窑尚有一定的差别，但不妨碍汝窑在历史与今天拔得头筹。历史上汝窑因其稀少，身价骤增，看南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的记载，可以感受去时不远的北宋汝窑之崇高地位。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十月，宋高宗赵构临幸清河郡王张俊宅第，张俊进奉汝窑一十六件。周密的这一记载是文献史上汝窑记载最多的一次。一个南宋皇帝，接受北宋父皇遗存之物，是何心情，不得而知。但此之后南宋官窑近汝而不近官，应与南宋皇室好恶有关。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汝窑珍品

　　汝窑与北宋官窑相比，色调偏青，有天青色之美誉。虽说汝窑比官窑多一分青色，但它仍为灰色调而非青色调。宋时青釉已比唐时青釉亮丽，唐越窑之艾色，宋龙泉窑之梅子青，耀州窑之橄榄色，都还是以青色为重，而汝釉中闪着难以言表的灰调子，正是权重者内心苦涩的表达。皇帝尽管高高在上，依然有自己的苦闷，北宋的徽宗、钦宗二帝，金兵重压，最终沦为亡国之君；南宋的高宗皇帝，虽续国也不比开国省心省力，颠沛流离，苦难尽吃；一旦选中临安长期驻跸，宋高宗才亲飨先农殿，以示建立国都的决心。

汝窑纸槌瓶(北宋)

　　怀旧乃中华文化之特色，尤其文化一旦惨遭破坏，怀旧就成了时尚。宋高宗作为中国历史上造诣极高的皇帝之一，不可能不怀旧，不可能抹去成年之前汴梁文化记忆，南宋官窑之修内司(老虎洞)窑、郊坛下窑都先后成全了高宗乃至南宋历代皇帝的文化梦想。

南宋官窑博物馆收藏的官窑器


郊坛下官窑梅瓶(南宋)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南宋官窑梅瓶


官窑鼎式炉(南宋)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南宋官窑鼎式炉

　　南宋官窑的多重，先是越窑供御，以解燃眉；后是经过几十年的休整，宋廷先后设窑于修内司(老虎洞)、郊坛下，为其烧造日用兼祭祖青瓷。南宋官窑青瓷之色稍作调整，问世俗之美迈进关键一步，加上了江南的阴柔，南宋官釉多一分妩媚，少一分沉静；多一分娇柔，少一分肃穆；让具有烧造青瓷传统的浙江各窑向其靠拢，以博朝廷欢心。

龙泉窑贯耳瓶(南宋)


龙泉窑琮式瓶(南宋)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越窑官”，“龙泉官”之说，越窑的贡瓷由于五代以后的匣钵工艺改进，釉色变绿变亮；龙泉青瓷一入南宋，占尽天时地利，有意无意地间宫釉靠拢，成就了龙泉青瓷的鼎盛。

　　哥窑在传统之说宋五大名窑中疑问最多，首先是其它四窑均有窑址发现，所有争论限定在这一客观基础之上；其次哥窑性质并不明确，许多哥窑作品有时又会被划入官窑之列；第三是哥窑特征中的金丝铁线仅是晚清的市井语言，不代表哥窑的文化传统。

哥窑贯耳瓶(南宋)

哥窑盘口瓶(南宋)

　　哥窑是个来历不清的兄弟，在宋五大名窑之中突然出现，相伴而来的还是“哥哥洞窑”、“哥哥窑”这样语焉不详的词汇；晚明后又牵强附会地出现章生一、章生二各主一窑，龙泉即为弟窑这类小说家的语言。且不说就语言差异造成南北地区听来“官哥不分”，就其外观，官窑中有类似哥窑者，而哥窑中又有类似官窑者，可见二者之如此雷同。

哥窑胆瓶(南宋)

　　自杭州凤凰山老虎洞上世纪发掘之后，哥窑问题再度升温。哥窑究竟是否哥哥洞窑或哥哥窑，似乎决定此谜能否顺势解开。老虎洞窑址遗存最上层被认为是元代晚期层，有一类作品与传世哥窑十分相似，让陶瓷史的这桩悬案向解开万向大大迈进一步。

　　其实，哥窑或类似哥窑作品在元墓早有出土，1953年上海青浦元代任氏家族墓地出土哥釉长颈贯耳瓶；1977年安徽安庆出土一批类哥窑青釉作品，其中单柄盏元代造型特征明显；这类哥窑作品出土时间均未早于元代，久而久之，让学术界起疑；加之元代文献记载清晰明确，有人开始怀疑哥窑是否属于宋代。

哥窑贯耳瓶(南宋)

　　解决这个间翘首先解决官哥不分问题，如能清晰分辨官哥二窑，断代还显得轻松一些，但以目前情况，官哥区分尚无可行标准，哥窑的年代就成了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归纳，即官哥的关系，官窑形态一步步地向哥窑发展，按今天的眼光可以说官窑一步步变成了哥窑。所以那段著名的文献，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刊行的孔齐《静斋至正直记》：“乙未冬(1355年)，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

哥窑菊瓣盘(南宋)

　　此段文献实际交待了官窑向哥窑发展的脉络，其中“绝(对)类(似)古官窑”一句，算是提醒世人：“哥哥洞窑”隔一句就简化成“哥哥窑”，可见哥窑定名的最终趋势；“其色莹润如旧造”与今天的仿造颇为相似，今天许多高仿宋哥窑出窑即“莹润如旧造”，观者称奇，不知情者不能想像。孔齐这段文献事隔650年后如情景再现，让我们感同身受。

哥窑鼎式炉(元代)

　　宋室南迁，恰逢浙江青瓷越窑及龙泉窑已具备两大烧窑传统，在北宋官窑遗制的限定下，南宋官窑诞生且发扬光大并不偶然。南宋官釉仅将北宋官釉及汝釉延续，尤其追摹汝釉，冰裂莹润，过犹不及。偶然的是，宋末入元后哥釉的诞生，先是讹传，后细分成一派，经文人之笔，百姓之口，口口相传，宋五大名窑入明诞生，至清风靡，构成千年之谜。

明清官釉

　　元末浮梁瓷局在景德镇的设立，使宋元时期的官窑系统停止工作，官釉烧造已不可能。移师景德镇的瓷器烧造，开始有了官窑的明确概念，此时的官窑已不是官釉一种单纯的釉色，百花盛开的“俗且甚”的彩瓷占据了官制瓷器的领地，宋以来形成的官釉理念就此基本终止，仅留下极为少量的仿制品，供宫廷怀旧，发古之幽情。

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仿汝釉渣斗(明成化)

　　景德镇的优质瓷土使制作者更注重胎而不过于强调釉。宋元官哥釉由于胎色深重，几成障碍，故将主要精力放在釉的表现力上，这就是官釉形成的客观原因。而这一成就又暗合宋之美学、宋之哲学，宋官釉遂成了千年前的标榜，千年后的追摹。

仿官釉渣斗(明成化)

　　景德镇的高岭土实在太完美了，用以表现宋以来的传统官釉长处变短。官釉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以釉厚肥润著称，遮盖胎体是乳浊官釉的拿手好戏，厚达5毫米的官釉并不少见，遮盖黑灰的瓷胎，官釉显得游刃有余。而景德镇的瓷胎雪白，不用费力遮盖，堆釉现象到了景德镇这类瓷器上几近全无，这就是为什么仿官釉类作品在明清之后形态有神无韵的缘故。

　　《宣德鼎彝谱》载：“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显然明初宫廷的文化传统依宋而行。跨过元人的控制，明朝文化延续宋型文化的香火成为明初的态势。明初仿官釉类型作品数量不能算少，官、汝、哥均有，明显传递出好古之风。故宫所藏明仿官釉琮式瓶，仿汝釉盘，仿哥釉菊瓣碗，都在宫廷的提倡下，由景德镇窑工操刀主办，这部分作品由于景德镇一没此类瓷器的烧造传统，二没烧造经验，所以作品宋元韵味不足，只求形似。

仿哥釉菊瓣碗(明宣德)

　　即便这样，有部分作品与后来清代同类作品仍有差异。某种意义上讲，明代仿官釉类作品主观上还是力求形似的，所以瞒过了乾隆帝的眼睛，不少作品得到乾隆的赞美并赋诗携刻于底部；长久以来，这部分作品在鉴藏家眼中孰宋孰明还是棘手的问题，至今尚不能完全释疑。

　　入清一切大变。康熙帝江山平定后好古之风再度大兴，从康熙时期各类作品中的博古图即可知晓。康熙的仿哥釉，雍正的仿汝釉，乾隆的仿官釉，都以前辈精华为追求目标，不求神形，也不求形似，只求意似。

仿汝釉罐(清雍正)


仿哥釉花觚(清雍正)

　　清代统治者的文化差异与生俱来，其文化追求永远相隔一层，仿官釉类作品可见一斑。清代康雍乾鼎盛时期，多注重创新，少注重摹古；即便摹古，出发点仍是我要摹古，光明磊落，毫不欺世。这种心态导致清代前期摹宋官釉作品形成一种实用潮流，意思到了即可，重釉而不顾及形，让官、汝、哥三釉任意发挥，任意使用。

仿汝釉象耳尊(清乾隆)

　　因此，开片官釉，不开片官釉，色调不一的官釉；冰片汝釉，开片汝釉；绿哥釉，蓝哥釉；这类发挥想像的官釉类作品，已背离了官釉的初衷，成为清瓷中庞大的一文。

结语

　　强调文治的宋朝，在北宋经济文化发达时期顺理成章地发明了官窑。受文化形态的制约，官窑瓷器的色泽一反前人的习惯，出现了灰蓝色调。这种人为的色调高于自然界中的任何颜色，将宋人想要表达的思想揉和其中，成就了美学意识。宋代官方陶瓷美学就此形成，与民间陶瓷审美大相径庭。

　　宋代官方陶瓷美学系统建立在宋人哲学之上，宋型文化的哲学精神强调收敛，清静无为，这种难以言表的灰蓝釉色符合宋人小家碧玉型的追求，说不清，视而见，与自然无关，充分表达人的理念。哲学思想融入美学境界，立刻就铸成高不可攀、难以逾越的艺术之巅。这就是为什么宋代陶瓷美学的高峰后人无法逾越的潜在道理。

　　而明人即便明白此理，也与宋人在文治上差距甚远。开国君王朱元障轻视文人，与宋太祖重视文人一反一正，高下自见。文人的地位决定了文人参与世事的态度，明哲保身乃明代文人总体上的思路。明代官釉类作品的质量不高其实就缘于这个现状。

　　清人与宋明毕竟隔着一层，骑马民族与农耕民族思路不同，文化有再强的渗透力也需时日。清人眼中的官釉，已与官方态度无关，更别谈哲学、美学思想；清代按部就班地复烧官窑类作品，已是试探性的好奇；统治者在探索中感受汉文化独特的魁力，将宋以来至高无上的官釉作品束之高阁不妥，供奉神明亦不妥，在两难之中，清人把官釉中隐含的哲学精髓抽掉，完全变成美学的游戏，让其登场，却限制了表达。

　　一千年前，官釉陶瓷在北宋登台亮相之时，以挑梁主角姿态，传递出丰富复杂的文化信息。它在没有征兆的前提下，出场就是满堂喝彩，南宋宫廷的效仿，南宋文人的感喟，让宋代官釉作品不仅当朝熠熠生辉，在宋灭亡之后依旧流芳千古。这一点已完全超出陶瓷的范畴，变成一种精彩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