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和五代时期的分裂局面，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北宋政权，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以后宋辽金之间的长期战争给社会生产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但总的说来社会经济仍然波浪式地向前发展。1127年以后，南宋政权偏安于江南，使得南方经济也曾繁荣一时。这些都有利于制瓷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宋代制瓷工艺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宋代的瓷窑体系和现在所发现的作坊、窑址数量都超过唐朝，其规律是逐渐向交通要道和商业中心城市靠近，一种有代表性的瓷窑产品在社会上赢得声誉以后，小作坊就在附近星罗棋布地建立起来，形成一个地域广阔的瓷窑体系，如定窑、耀州窑、钧窑、磁州窑、临汝窑、龙泉窑、德化窑、同安窑、景德镇的湖田窑等都是这样。这些瓷窑为了保持他们的传统市场，进而夺取新的市场，在生产上竞争得十分激烈。宋瓷工艺的发明、革新冲破了唐代“南青北白”的局面，驰名中外的名瓷系统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其艺术风格很快为其他地区所模仿。

　　宋代皇家办的瓷窑即官窑也取得很大成就，从此以后，各朝也都建有自己的官窑作坊。

　　宋朝采煤技术发达，优质煤用在烧窑上，升温高，保温时间长，促使瓷器的胎料、釉料、彩料充分进行化学反应，这就给瓷器工艺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宋朝海路交通得到开拓，沿海经济、贸易发展迅速，对于制瓷工艺的改进和提高以及制瓷手工业的兴旺发达都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十世纪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工艺、文化、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科学和艺术的成就对瓷器的发展有明显的影响。

　　上述种种因素汇集起来，使宋代瓷器艺术在美学领域开拓了新的光辉的境界，其成就，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宋人与辽、西夏、金人的战争历时久而且残酷，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对工艺美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宋代瓷器生产，从北到南各瓷系都突出地体现了民族艺术风格。在景德镇尚未成为中国瓷器生产中心之前，瓷器生产分散在各个地区，一些相当广大的地区出现了风格相近的瓷窑体系。这种现象在唐朝就开始表现出来，但唐朝有一点是突出的，就是广采博收，许多瓷器的造型、装饰内容接受了外域文化的影响，新鲜活泼，有异国情调。而宋瓷则不一样，从北方到中原，从长江两岸到沿海地区各大瓷窑的出品都向着一个方向发展，显示出一种热衷于表现中国独特民族艺术的倾向，所以宋瓷所表现的民族精神最纯粹、最朴实、技艺惊人而风格高雅。宋瓷没有唐瓷那么雍容华贵，气氛热烈，也没有明清瓷器那么繁缛纤细，色彩艳丽，但崇高的民族意识，使它在世界艺术史上享有很高的声望。

　　第二，明晰的时代精神是任何朝代的陶瓷所不能比拟的。中国封建社会在汉唐时期曾同国外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到了宋朝轻视商业经济的现象就少得多了，城市经济空前发展，商人地位提高，城镇市民生活相当活跃。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汴京市井和人物邸店就是一种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商业城镇繁华壮观，饭店、酒楼、店铺鳞次栉比，上至帝王贵族，下至庶民百姓，都追求奢侈豪华。丝绸、锦缎、金银器、名贵瓷器成为人们竞相夸耀的物品。宋朝的知识分子阶层，尤其是文学家、艺术家空前活跃。他们的爱好、品评、颂扬，促使制瓷工匠在创作上有了精神依据。众多出色的瓷器制品表现出当时人们心灵的爱好和感受。无论造型还是装饰，也无论釉质还是色彩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崇高、冷峻、紧凑、清纯的美感。定瓷的纯白，建瓷的漆黑，龙泉青瓷的幽玄深邃，景德镇影青瓷的明澈，官窑、汝窑的莹润，耀瓷刻花的犀利，临汝青瓷的乡土气息，钧红的斑烂，磁州窑的豪放，同安窑的潇洒，把自然美、艺术美、简洁清新的理智美，和谐而形象地融为一体。宋瓷在发展民族工艺的时代精神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第三，宋瓷的区域性特点表现得也很明显。这些特点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工艺美术传统的地域特点很强，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观念，瓷器发展的具体道路的不同，而长期形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原料、燃料特性的差异，使窑炉建筑、制作工艺和火焰控制等方面形成的特殊工艺所产生的效果。

　　第四，宋朝著名的定窑、钧窑、龙泉窑以及专为皇室生产的官窑如开封官窑等，其制品的艺术成就很高，代表了宋瓷的最高水平。它们在艺术倾向上，仿古的意识很强烈。这种风气也波及到民间瓷窑，如湖田窑、龙泉窑、耀州窑、临汝窑、吉州窑等，它们的仿古铜器、古漆器、古玉器的造型相当多。宋瓷中的仿古制品不是粗制滥造，也不是亦步亦趋的简单模仿，而是艺术上要求很严格，工艺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造型的线条处理上狠下功夫，没有任何花俏轻浮之感，表现出端庄、肃穆，气魄宏大，把上古时代的青铜、玉器、漆器的造型作得典雅精美，并注入了新的时代气息，在继承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比较成功。